俄罗斯石油巨头考虑组建天然气子公司

刑法第33条规定，我国的刑罚包括死刑，这意味着我国的生命权受到法律保障，但依法判处死刑的除外。

第四，为最高统帅权设置辅助机构。在任何时候，军队都要严格服从文官，无条件接受其领导。

[10]三职权说是指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组建武装力量的建军权，决定动用武力、推行政策的战争权，为达成具体的军事目标而对常备军进行日常建设、指挥、运用的统率权。[34]这种支配包括内部统治策略、外部发展策略两个方面，对此可以对照几种错位的军政关系来理解：（1）统治关系和民主治理可能在武力的直接、辅助作用下沦为压制关系。如《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宪法》第2条、《挪威王国宪法》第93条等。事实上，在华盛顿作为大陆军总司令期间，曾经反复申明自己首先是一个公民，其次才是一名军人。（2）表明对战争问题的立场。

[37][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页。采取此类规定方式的有俄罗斯、菲律宾、马来西亚、蒙古、沙特、泰国、巴拿马、秘鲁、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多米尼加、古巴、委内瑞拉、智利、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几内亚、加纳、南非等。[24]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团体权利，成为任何社会群体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这是社会组织中的软法规则产生的现实社会基础。

除了波斯纳提到的几点理由之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在促使人们遵守软法责任时发挥着作用。[3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在对照组的试验中，全部试验参与者都由不知情的试验对象组成，结果答案的错误率只有1%。[21]参见张建伟：《国家转型与治理的多元主义分析——中、俄转轨秩序的比价法律经济学》，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

[23]人的组织化和社会化随着社会分工和科技的发展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10]参见刘星：《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当代西方法理学的本体论》，载《外国法译评》(现更名为《环球法律评论》)1995年第3期。

而较严格意义的公民社会是指不受国家支配的公民团体、社会完全可以自我建设及自我协调时，才是公民社会。因为，它反映了当代西方法律概念理论的基本模式的重构，反映了当代西方法理学的话语中心的转换，也反映了当代西方法理学视域的更新。既然如此，如果以社会发展为纵向坐标，以法律概念中的强制性为横向坐标，观察法律概念的发展，将呈现出一个怎样的轨迹？ 在法理学思想发展的早期，人们习惯于从被粗糙理解的法律义务和控制权力的视角观察、分析法律现象，这样，对法律义务和控制权力的实现的期待，使人们寄希望于‘制裁，也因此，人们深信没有‘强制力的法律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摘要】 法律规则的发展是人的社会化的结果和载体，人的不断社会化的历史进程在制度层面必然引致法律的社会化发展，软法律正是法律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了法律意涵的演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变化。

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社会控制创造有利条件。第二个是强制力量的特点。所谓自我实施，就是这个规则会由于当事人的自利行为得到执行，而无需经过第三方的强制力。[6]近代英国分析法学者奥斯丁(J. Austin)断言：法律是一种命令，而命令、义务和制裁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术语，换言之，每个术语都像其他术语一样具有同样的含义。

[33]禁忌未必是惟一的社会规范体系，但是在社会公法中，它的确是促使群体成员自动服从软法规范的重要的心理力量。这就意味着为了和睦共处，成员个人要作出部分牺牲。

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曾精僻地指出：在早期习惯法的实施过程中，大众的观点，惯例和实践同官方解释者的活动，始终是相互影响的。社会团体中的人们参与制定了这些规范，并相约遵守，而不需借助于国家强制力的威慑、监督和救济。

那时的法律和道德行为规则几乎都融在一起，在最早的法典中，既有道德的规则，也有法律的和宗教的规则。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人类生活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组织对社会生活领域各个角落的渗透。社会公权力主体制定的责任规范，没有国家强制力的直接作用，人们为什么要遵守它？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教授也很关注这个问题：法律经济学的实证部分假定个人致力于满足自己的偏好，其行为受制于预算约束，但却不受他人态度的影响。自国家产生之后，法律强制力的实施主体主要由国家承担，到了17-18世纪，市民社会得到发展，‘市民社会革命夺取了国家权力，并使之服从于其市民社会发展的需要。[15][英] M. J. C.维尔：《宪政与分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页。因此，社会化是个体平等、合作，冲突又协调的过程和结果。

试验内容非常简单，要求试验者们对三条线条的长短作出判断，并在所有参与者在场的情况下大声说出自己的答案。[39]在缺乏普遍信任的社会，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社会软法规范的责任将很难实现。

[30]邱泽奇：《社会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14]市民社会或者公民社会的权力扩张在法律领域渗透的结果，不仅表现于社会权力介入立法领域，参与国家立法或者自主立法，也表现于社会权力介入执法领域，法律强制力的实施主体逐步转向由社会与国家来共同承担。

但是，在群体结构中，非理性是不可杜绝的。社会变革的速度也将影响软法规范的实效性，如果社会变革速度很快，软法规范的有效性就会很低，因为软法规范的确立和传播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他们建立起一套庇护者和担保人的系统，促进了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沟通。[27]软法为法律机制内生的不完备性提供了一种自我解决的方案。可能在于其内容——对责任的规定不明确。在后农业社会，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国家制定法的典型特征是直接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来保障权利义务内容的实现，其中国家运用的强制力包括国家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因而遵守组织的规则、章程有时并不符合团体成员的需要。

此外，软法规范的个人执行成本对于软法规范的实效性也有影响，因为软法规范主要依赖于分散化的个人来执行，如果软法规范的私人执行成本不能转化为团体成本，就会有很多人对违反软法规范的行为熟视无睹，软法规范就很难奏效。[38]C. Taylor:《原公民社会》，载J. Habermas等：《社会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从而人就愈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而愈容易受到他人或者组织的影响和控制。此时的法律没有国家强制性，而主要依靠社会权力(道德、习惯、禁忌等)来获得实现。

人们逐渐认识到：有权制定法律是一回事，解释法律是另一回事，而治理人民与这两者都不同。现代意大利新康德主义法学家韦基奥(G. Vecchio)指出：强制力与法律是两个在逻辑上具有必然联系的概念，哪里没有强制，哪里就没有法律。首先，对法律的需求在增加。至此，城市市民社会已由最初的自卫走向对外的扩张和同化。

[37]所以，在变革风起云涌的时期，软法规范的有效性比依靠国家强制力推行的硬法的实效就相对要低。被自己所生活的群体驱逐或者排斥，对社会中的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存状况上，都是沉重的打击。

社会组织对公民个体的影响，通过社会组织中的团体章程和惯例等软法规则来实现，这些软法规范是人的社会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的社会化的工具。括号内文字为笔者的补充说明。

情绪化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们不是基于个人成本-收益的比较而做出的决策，冷静下来之后行为人常常会后悔，但是它们对维护社会规范有重要的作用。[31] 这种群体性压力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如行为的知晓性、规范、服从、群体意志和行为的风险等，都可能构成强大的群体压力，促使群体成员潜意识地遵从软法规范所设定的责任。